神舟飞天、北斗组网、羲和逐日、高速铁路、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大国工程中，数百所高校在突破“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10年来，高校研究与试验发展拨入经费从2012年的76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592亿元，10年累计拨入经费总额超万亿元。高校科技活动中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从2012年的20.9万人年增长到2021年的33.4万人年。创新资源的汇聚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跃升和关键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物理学领域，清华大学薛其坤团队牵头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我国物理学家发现的最重要的物理效应之一，也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近年来的重大原创突破，获得了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化学领域，南开大学周其林团队发现了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新高度，解决了困扰不对称催化领域半个多世纪的难题，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材料学领域，复旦大学赵东元团队革新功能介孔材料的合成方法和理论，创制的新型介孔催化剂可大幅提升原油资源利用率，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除此之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研制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华中科技大学测得迄今最高精度的引力常数G值，西安交通大学研制出目前世界上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新型镁锂合金等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10年来，高校获得了全部10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的6项、全部自然科学奖中的67%，是名副其实的基础科学研究主力军。

　　创新平台体系也更加完善。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介绍，10年来，高校不断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集聚在高校。教育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主动布局建设了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个集成攻关大平台、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系统布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过1500个。此外，高校牵头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支撑类重大平台，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10年来，高校科技成果供给力量和转化效率显著提升。数据显示，高校专利授权量从2012年的6.9万项增加到2021年的30.8万项，增幅达346.4%，授权率从65.1%提高到83.9%；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从2000多项增长到15000多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接近10倍，实现了质、效、能的同步提升，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科技工作形成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新格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指出，高校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以高质量人才培养推动高水平科学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强调科研与教学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人才培养；强调科研工作要坚持‘四个面向’，把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价值取向；强调科技评价的正确导向，稳妥推进‘破五唯’，形成重实效、重贡献、重发展、重水平的正确导向；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作发展道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鼓励高水平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的同时，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产业与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创新。”

　　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高校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坚持问题导向，聚力打造“国之重器”。

　　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了我国第一套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天鲸号”，实现了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完成了从“被封锁”到“出口管制”的历史性跨越；清华大学牵头设计的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北京大学研发了超高清视频编解码技术，助力我国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华中科技大学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中高档数控系统，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航天航空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批量应用；湖南科技大学领衔研发的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海牛Ⅱ号”，打破了我国可燃冰勘探技术装备对国外的依赖……纵观10年发展，高校获得了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10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的72%，并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学术生态不断优化

　　从积极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到扎实服务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从主动融入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到有力支撑科技冬奥成功举办……“国之重器”之外，高校科技服务贡献成效显著，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积极有为。

　　“10年来，教育部坚持把服务国家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最高追求，先后组织实施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碳中和、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区块链等多个科技创新专项行动计划。”雷朝滋说。

　　与此同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为科技创新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学术生态不断优化。

　　“推动‘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组织高校开展‘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等一系列试点，高校科技创新活力不断激发。”2013年，教育部就出台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2020年又出台《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

　　雷朝滋指出，《意见》对职称评聘、学位授予、绩效奖励等评价工作中过度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现象列出负面清单，“教育部直属机关在评估评价、成果奖励等方面带头‘破五唯’，以创新质量、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高校逐步树立。”

　　北京大学探索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和评估机制，建立了教研系列、专职研究系列、专职教学系列分类评价和晋升的人才工作体系，新引进人才中青年教师占比达90%以上；清华大学制定《关于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起教师双聘、研究生培养、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等机制……这一个个案例，正是高校大力推动团队建设、打造创新人才汇聚新高地的生动诠释。

　　“通过科技评价、成果转化等改革的推动，引导科研人员的价值追求，建立适应新阶段新要求的高校创新文化，10年来，求真务实的创新生态逐渐营造起来。”瞿振元评价说。

　　值得关注的是，10年来，国际科技合作更为广泛。高校共派出近40万人次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人员174万人次，发表特邀报告18.7万篇、交流论文88.3万篇。“更多高校走出国门，深度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大洋钻探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牵头组织了国家首批国际大科学计划之一‘深时数字地球’，还有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加快培育。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开展深层次国际合作，建设了70多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雷朝滋如是说。